1977年落榜第二年再战 得知录取他高兴得连翻三个跟头

2017-06-09 08:54:00     来源:鲁中晨报-鲁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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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名参加1977年高考的市民。“高考改变命运”,很多人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崔广生看来,高考虽然可以改变命运,但落榜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
  1977年落榜 人生越挫越勇 第二年再战 得知录取他高兴得连翻三个跟头
    
  崔广生(倒数第二排右八)的大学毕业照。

  崔广生能清楚地说出每一名大学同学的名字。记者 成建强 伊巍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名参加1977年高考的市民。“高考改变命运”,很多人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崔广生看来,高考虽然可以改变命运,但落榜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1977年,崔广生高考落榜,可是第二年他以高分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不气馁,不放弃,正是这种坚毅的性格让他的人生继续辉煌。6月8日,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研究室原主任崔广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励志的高考故事。  
  5岁上小学“神童”无缘高考
  1950年2月,我出生在益都县(现青州市)冯家村。虽然是农村,但那时候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从小我就跟着他去学校,5岁的时候我已经读一年级,二年级的题目也会做。9岁小学毕业,11岁高小毕业,14岁初中毕业,之后又考上益都一中(现青州一中)。在那个年代,益都一中是全县唯一的一处高中,也是全国重点,我是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那时候,父母都很骄傲。我上学的过程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什么阻碍。1964年刚考上高中时,村里的老人都说我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
  其实从上初中那会起,我就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考上大学。这么多年读书都非常顺利,我从来都没想过高考的道路会那么曲折。1966年,我读高二那年,“文革”来了,大学的门也随之关闭。1968年夏天,我作为下乡知青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梦就这么破灭了。
  学生考上大学 我却落了榜
  1968年,我当上了比那时称为“臭老九”的公办教师还低一等的民办教师。我教初中数学和化学,但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语文。我小心翼翼地在一次次“运动”中完成上级交给的“学工、学农、学军”任务,领着工分和微不足道的补贴。上大学连想也不敢想了。
  后来,虽然当时有伟大领袖“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发表,大学之门重新开启,但只能从工农兵中推荐,只有“根正苗红”才能上大学。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只能再次望大学兴叹。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后,我那颗几近麻木的心又激动起来。把床下10多年未动的、已经发黄的旧课本找出来,白天到校教学,晚上在那昏黄的煤油灯下复习。
  高考那天,我们这些年近三旬、拖儿带女的“老三届”与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包括自己的学生同入考场。结果,因为仓促应试,准备不充分,更主要的是那时政审很严格,而我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外祖父是“伪保长”、姨夫是国民党兵且地主出身,政审有问题……最终,我的三个学生分别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和我一起高考的同事也考上了大专,而我却十分汗颜地名落孙山。
  “你看,还当老师呢,都不如学生。”高考录取结果出来后,这种话我经常听到,起初觉得心像针扎一样刺痛,时间长了就麻木了。
  备战20天 头发白了一半
  第一次高考虽然失利,但我却看到了希望,暗下决心再拼一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8年6月,正当我再次向高考冲刺时,妻子生第二个孩子时出现产后大流血,经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在医院一住就是十几天,身体十分虚弱。这时离高考只有20天,我既要照顾病弱的妻子,又教着两个毕业班的数学,还担任班主任,只能在晚上照顾妻子睡了再挤时间复习,真是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但我想到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咬着牙坚持下去。
  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我在不到20天时间里头发白了一大半。高考结束后,虽然等待的过程很煎熬,但日子过得相对轻松。没有了高考的压力,我可以全心全意照顾妻子和孩子。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我正在村口的井边打水,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让我去县教育局拿录取通知书。虽说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欢喜疯了,但也是欣喜若狂,我将正在往上摇水的辘轳把一撒,任水桶哗啦啦掉回井底,接着在井边连翻三个跟头,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我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了,这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也是我最想去的大学。县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高考成绩是372分,是益都县的第二名。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不曾放弃 我想谢谢自己
  上了大学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一辈人能上大学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中文系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年龄最大的35岁,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
  哲学系一名学生考大学那年36岁,那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他上学的学费都是儿子在挣。还有一名女同学是生完孩子第二天扎着头巾参加的高考。就在这种情况下,这名女同学还考上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但这也铸就了我们坚毅的性格。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坚持,命运真的就被改变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与淄博的不解之缘。我被分配到淄博市直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我非常珍惜这个工作,一步一个脚印。2003年任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每当想起自己40年前参加的两次高考,我都心潮澎湃,激动万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真让我终生难忘!
  40年过去,我已近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如过眼云烟,但这两次高考却让我难以忘怀:是高考改变了我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我要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为我们重新打开了魂牵梦绕的大学之门,同时我也想谢谢我自己,正是因为当初咬牙坚持,不曾放弃,使我如愿以偿地走进渴望已久的高等学府,走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崔广生 口述 记者 成建强 伊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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