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黄牛跟我要价2000元，我犹豫了一下，价格又翻了一倍。”消费者周琪最终花费4000元，向黄牛购得原价680元的某歌手演唱会“录入票”。据她了解，该歌手全国巡演，在热门城市内场座次票，黄牛出价最高飙至近万元。

　　天价票是演出市场的“顽疾”。2023年9月，有关部门推出“强实名”机制，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身份信息保持一致。

　　记者调查发现，该措施有效打击了部分票贩子，但围绕门票的灰色产业链仍未断绝，并以新套路、新手段制造“天价票”。

　　“黄牛”瞄准“代拍”抢票

　　“‘强实名’推行后一人一票、动态检测，电子票很难操做了，现在想赚钱可以做代拍。”3月上旬，当记者以兼职者身份进行咨询时，自2016年就投身票务市场的资深“黄牛”谷明告知，以前倒卖门票的方式不行了，“代拍”成为票务“灰色产业”的主力业务。

　　2023年自演出市场恢复以来，观演人次超1.7亿，票房收入达502.32亿元，“演出经济”成为一股强劲的经济动能。

　　票务乱象也随之增加。2023年9月，文旅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实行全流程的“强实名”制度。

　　门票的灰色流转有了较高技术壁垒，“黄牛”将目光转向更上游的抢票环节。“代拍”成为利润显著的一种新手法。

　　谷明介绍，代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编写程序实现技术作弊；二是使用“连点器”物理外挂，一个鼠标可以连接二十余台电脑，同时开抢可提高成功率；三是人海战术，一个群里有三四百号人，把需求丢进去，可能就会有10个人帮你抢。

　　“超强机器+上万人工，爆中率高达90%”，票代向消费者兜售代拍业务时常许诺成功率。与高成功率对应，代拍收费亦高涨。

　　资深“黄牛”张韬介绍：“一单加300元代拍费，代理抽50元或100元，其余给执行层，我们是无本起利，拉到客户就行。‘代拍’无复杂流转的风险，抢到就有钱拿，抢不到也无所谓。”

　　记者调查时，有消费者提出，“强实名”在入场检测时有效，可否在付款环节也实行人脸检测？这样抢票环节“黄牛”也没法作弊，大家真正靠自己拼手速竞争。

　　“官方黄牛”票源炒成溢价票

　　与“代拍”相比，录入票、邀请函一类的“溢价票”利润更可观。

　　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热门演唱会二手平台溢价普遍超200%，一些知名歌星的演唱会门票溢价达5-22倍。

　　票从何来？

　　《通知》规定，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也就是说非公开发售门票比例不应超过15%。

　　谷明透露，实际运作中有时非公开发售门票的比例高于15%，这些门票不少流向了二级市场成为溢价票。

　　谷明介绍，有的演唱会有约30%的“公关票”，属非公开发售门票，参与协办演唱会的赞助商、相关部门会拿到。主办方也会送出一部分邀请函，这些如果流向市场往往能炒出高价。

　　经转卖的邀请函仅占溢价票的小部分，大量非公开发售的“录入票”由主办方自行放出，在临开演前才通过主办方操作实名绑定。这样的说法被多位“黄牛”证实。这些非公开发售门票进入二级市场后，由主办方与“黄牛”瓜分溢价收益。

　　深耕内地演出市场的北京票代杨松举例，最近某热门歌手演唱会3月11日开票，主办方放出40%的票用来给普通观众抢，剩下的就分给票务或者留着二次、三次开票。

　　谷明透露，有时演唱会开票前，这类票已分配。如某歌手的演唱会3月2日开票，但2月底已有“黄牛”拿到票兜售。

　　张韬说：“强实名之后，最强势的是主办方，我们都靠人家拿票，自己没其他渠道。虽然业内大致会有一个平均价格，但只要有人愿意买，只要你卖得出去，卖几万块钱也没人管。一个‘黄牛’卖出‘天价票’后，往往会引得同行跟风炒作。”

　　有消费者说，“强实名”之前，其尚能从路人处购得票，但现在私下转票之后没法通过人脸认证，只能从“黄牛”手里买非公开发售门票，“黄牛”宰人就狠多了，有时要承担比以往更高的溢价。

　　层层代理层层加价“割韭菜”

　　“从主办方和票务总代理到二级代理、三级代理等等，一直到消费者手里，经常要经过四五层，每人加价200元，到消费者手里就多了上千元。”杨松说，为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票务市场往往采取层层代理、逐级拓展的嵌套形式，从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到每个代理的日常朋友圈，均可作为票务的营销渠道。

　　然而，大部分代理难以窥见自己处于“金字塔”的哪一层级，其直接接触的信源即一个简单的价目单和上一级代理。

　　“总代理下发价目单，会标注好每一级代理的价格，每人截掉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发给下一级代理。”杨松出示的价目单中，随座次升级，每级代理之间“抽水”价格差值可达一千多元。

“黄牛”向记者出示的价目表

　　此模式下，代理们获取更高利润的路径便是“提高层级”，自己成为更高级别代理，以获取高额代理费。

　　记者拿到的一张宣传海报显示，加盟某家票务团队，最低级的代理费也需近4000元，而最高级的代理费近3万元。其中最低档标注：不享受发放授权证书以及录入防伪系统的权益。

某票务团队招募下级代理的海报

　　有票代透露，发展大量下线代理，甚至超过卖票本身，成为许多大“黄牛”无本高利的收割手段。而最终被“割韭菜”的还是消费者。

　　此代理模式下，亦出现了以代理之名、实则“卖空票”的诈骗行为。

　　“她先转了500元手续费，然后2000元票款，直到对方要求她交付5000元保证金并签保证书的时候，她才意识到上当了。”谷明讲起一名自己的熟客受骗经历时说，许多演唱会的消费者年纪小且购票意愿强，让骗子容易得手。

　　专家解读：票务乱象根源何在

　　为何“黄牛”始终存在，而票务乱象难止？

　　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张晴认为，“供需不均衡”是票务乱象难铲除的根源。公众对于观看演出的热情高涨，文娱行业溢出效应明显，但整体供给相对紧缺。粉丝有需求，“黄牛”能提供机会，这种情况就会存在。增加优质演出资源的供给，可能是“治本”之策。

　　上海君悦（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勇认为，难禁绝另一原因是“违法成本低”。他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加大对“官方黄牛”与“民间黄牛”的打击力度，并强化两个主体法律责任上的连带性，利用“黑名单、禁止准入、吊销资格”等手段强化监管。

　　张勇举例说，日本在2019年出台《不正当倒卖门票法》将“黄牛”入刑，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共享制度，联合相关部门集体封禁账号，并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门票的转售路径。总的来说，要通过增加违法成本与新技术的应用，有效遏制“黄牛”。

　　上海隽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丽君对演出市场票务问题关注多年，代理多起相关案件，在她看来成因更为复杂。“黄牛”技术手段隐蔽，跨区域、跨平台协同难等实际执法过程中的难题均导致了黄牛难禁绝。她认为，要打破地域与部门壁垒，针对大型演出，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对热门演出，可采用分时放票机制。

　　“现行法律对黄牛行为的规制已具备框架，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威慑不足、覆盖不全等问题。未来也许可以借鉴证券市场监管经验，对票务市场实施‘穿透式监管’，实现票源可溯、溢价可控、责任可追。”王丽君说。

　　（应受访要求，文中出现的周琪、谷明、张韬、杨松、莫莫为化名）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刘祯周 赵丰 设计 张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