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光阴流转，淄博大地上那些为民族独立而战的身影，从未淡出我们的记忆。在《淄博烈士英名录》收录的抗战时期5000余名烈士中，有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有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还有连姓名都没留下的无名英雄。他们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保卫世代家园，他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淄博市委党史研究院、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策划推出“气壮山河——抗日烽火中的淄博故事”特别报道，旨在寻找历史深处的珍贵记忆，致敬那些无畏生死的抗日英雄。

　　从零再出发，怎一个难字了得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秋风卷着关外的硝烟掠过淄博矿区，此时的中共淄博党组织正站在历史的悬崖边。《中共淄博地方史》中，那句“1932年1月，淄博张仅剩下党团员5人”的记载，像一枚冰冷的图钉，将这段濒临绝境的历史钉在了时光的墙上。

　　从1924年直属中央领导的山东第二个支部，到1927年拥有234名党员的区域性党组织，再到几乎归零的至暗时刻，淄博的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破坏与重建的循环中，用鲜血和执着写下了“头可断、血可流、不给日寇当马牛”的铮铮誓言。他们的故事如同埋在煤层中的火种，在抗战岁月中燃成燎原之势。

　　绘图：成国栋

　　从星火燎原到至暗时刻

　　淄博党组织的早期岁月，是一部充满激情和力量的史诗。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在党成立之初就怀揣革命的理想信念来到淄博。在矿工们低矮潮湿的工棚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这片盛产煤炭的土地。

　　1924年7月，中共淄博支部（又称淄博矿区支部）正式建立。作为山东第二个直属中央的支部，9名党员中有6人是矿工。白天，他们和其他矿工一样，承受着繁重的劳动和压迫；夜晚，他们悄悄聚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分享革命思想，秘密筹划改变命运的行动。

　　到1927年春，党组织已如雨后春笋般在淄博大地上成长起来。中共张店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13个支部，党员人数突破200名，辐射范围远远超出淄博本地。1927年10月，淄博第一个县委——中共淄博张县委成立时，234名党员的名册里，既有双手粗糙的矿工，也有穿着长衫的教员，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四处叫嚣“宁错杀三千，不漏掉一个”，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年5月，中共博山支部在敌人的镇压下被迫解体，洪沟支部在敌人的突袭中陷入停摆；8月，周村邮局支部也未能逃脱被摧毁的命运。

　　1929年是淄博党组织的至暗时刻。当年1月19日，刚接受省委任命、肩负恢复淄博党组织重任的邓恩铭，在济南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守革命秘密。两年后，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1929年3月，张店翟家庄支部书记翟洪谋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壮烈牺牲；4月，淄川特支书记车锡贵落入敌人手中，面对威逼利诱，他毫不动摇，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6月，张店车站支部被敌人摧毁，党员们遭受了残酷镇压；淄川石谷支部书记牛余怀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受尽折磨，宁死不屈；10月，沂源东里店小学支部全体成员身陷囹圄。一个个支部相继倒下，革命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

　　1930年春，中共铁山特支被敌人破坏，党组织的活动再次陷入困境。1931年4月，淄博特支、临淄白兔丘支部也相继覆灭。至1931年，山东全省已没有县以上的党组织，淄博地区的党组织活动全部中断。短短几年，从13个支部234名党员到寥若晨星、七零八落，淄博党组织陷入了几乎归零的深渊。

　　鲁兴书局的暗夜微光

　　火种从未真正熄灭。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像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的大地，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2年1月，淄博张仅剩下5名党团员。白天，他们是普通的矿工、货郎、教员，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不敢有丝毫疏忽；夜晚，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传递暗号，用眼神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黑暗中相互鼓励，坚守着心中的信念。淄博这5名幸存者挺身而出，根据上级“在张店设立秘密联络点”的指示，高光宇、邹光君与原济南团市委交通员李志英，经过精心策划，在张店杏园街天主教堂斜对面的一座四合院里，挂起了“鲁兴书局”的木牌。这座看似普通的书店，从此成为白色恐怖中革命力量的秘密聚集地。

　　书局里，《论语》《孟子》等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以掩人耳目。书架的暗格里，藏着《铁流》《呐喊》等进步读物。高光宇在算账时，眼角的余光总会留意进店客人的眼神，判断他们的身份和来意。邹光君整理书架的手指，常常会悄悄传递着隐晦的暗号，与同志们进行秘密交流。马馥塘、丁梦孙等同志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来访。

　　夜晚的书局，褪去了白天的伪装，变成了革命的熔炉。高光宇、李志英在地窖里悄悄支起印刷机，一份份进步小册子、一篇篇革命文章从这里诞生，字里行间澎湃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日救国热情。这些印刷品被小心翼翼地传递出去，像一颗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群众中激起层层涟漪。

　　邹光君带着邹光早、孟宪路等进步青年，在黎明前的车站、街头、工厂、学校张贴传单。他们的行动迅速敏捷，趁着夜色的掩护，将一张张充满革命激情的传单贴在显眼位置。一次，他们在张贴传单时突然遭遇敌人的巡逻队，情况十分危急。他们临危不乱，迅速将传单塞进排水沟，然后装作晨练者从容离开。

　　1932年，抗日形势愈发严峻，高光宇化名高岭九，与陈炳章一同奔赴北京，深入东北流亡学生中开展地下工作。临行前，高光宇将自己心爱的怀表赠给同志，坚定地说：“表针不停，斗争不止。”这句话成了同志们的座右铭，激励着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地窖里的印刷机依旧在转动，只是操作的人换了又换，不变的是传递信念的执着和对革命的忠诚。这座看似普通的书店，成为白色恐怖中的坚固堡垒，让革命星火在暗夜中持续燃烧。

　　从蛰伏到重生

　　1933年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剧了白色恐怖，济南剿共队的马蹄声越来越近，逼近张店。形势变得异常危急，革命力量面临着严峻考验。

　　共产党员丁梦孙冒着生命危险，深夜来到鲁兴书局，传达上级要求停办的指示。同志们虽然心中充满不舍，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忍痛将印刷机藏进地窖。李志英、邹光君锁上店门，依依不舍地离开，转移到山东北部的沾化开展统战工作。离别时，他们回头望了一眼鲁兴书局的木牌，仿佛在与一位并肩作战的老友告别。

　　在沾化的日子里，李志英、邹光君没有因为环境改变而消沉，而是积极融入当地群众，开展统战工作。他们走村串户，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

　　两年后的1935年秋，形势稍有缓和，邹光君与李志英奉命返回张店。他们在洪沟村的一座破庙里秘密碰头，灶台上煮着野菜的陶罐咕嘟作响，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虽然食物简单，但锅里沸腾的，是他们从未冷却的革命激情。不久，李志英肩负使命，赴济南接受任务，带回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如春风化雨，迅速在群众中传开，点燃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邹光君与李志英分头行动，深入铁路工人和张赵、昌城等村的农民中，宣传抗日思想，动员群众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很快，他们就办起了农民夜校。矿工们放下沉重的镐头，认真学习认字；农民们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听着演讲。工农运动如星火燎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

　　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传达省委指示后，在淄博矿区工委书记张天民指导下，洪沟党支部重新建立。红色旗帜终于在抗日烽火中再次升起，标志着淄博党组织的重生和革命力量的壮大。

　　从5人坚守到鲁兴书局的星火闪耀，从辗转沾化到洪沟支部的重新建立，淄博党组织在破坏与重建的循环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共产党员始终用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守护着革命火种。这火种终将在抗日岁月中，燃成燎原之势。

　　烈火淬炼的14229粒革命火种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抗战初期的淄博，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员寻找党组织，如同在黑夜里追寻启明星。淄博大地上有这样两个人物，他们为信仰九死而不悔。

　　王景陈，七年跋涉两万里，踏破草鞋只为找到组织；张天民，四年辗转煤海矿山，孤灯独守只为重燃革命星火。他们的足迹，丈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们的坚守，铸就了淄博党组织浴火重生的基石。当14229名党员的名字汇聚成抗战洪流，那些曾经微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成不可阻挡的燎原烈焰。

　　绘图：成国栋

　　王景陈的两次陕西之行

　　1930年早春，薄雾笼罩着黑铁山脚下的土路。25岁的王景陈将一双草鞋塞进行囊，中共铁山特支书记李清贵紧握他的手，郑重嘱托：“找到组织，寄红字大信封！”带着这份沉甸甸的使命，王景陈踏上了第一次寻党之路。那时他未料到，这条追寻光明的长路，竟需要七个春秋。

　　王景陈的人生本有坦途。1919年夏，他从家乡黑铁山脚下的中埠村考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青州四师）。1923年夏，因组织学潮被迫提前毕业后，他又考入官费的山东大学农学院。正是在这里，王景陈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相识。

　　据《中共淄博地方史》记载，1923年，王景陈在邓恩铭指示下加入中国国民党，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工作，开启了革命生涯。1926年6月大学毕业后，王景陈被党组织派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秋，经中共山东执委选派，他奔赴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成为五期总队步兵科学员。在当年全国招考的40名学员中，山东仅录取2人，王景陈便是其中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王景陈毅然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他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三次成功解救中共铁山特支成员，粉碎了敌人破坏特支的阴谋，赢得了当地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和敬重。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联系中断，王景陈肩负起重建联系的重任，两次被铁山特支派出，踏上茫茫寻党路。

　　第一次寻党，王景陈与中共铁山特支书记李清贵约定以“带衔的红字大信封”为信物，足迹遍及济南、济宁，又远赴陕西、甘肃。近两年漂泊辗转，始终未能接上组织关系，最终，王景陈失望而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王景陈再次受铁山特支派遣，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山东情况并请求派遣干部领导抗日。他辗转于山西、陕西，一面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一面千方百计试图突破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线前往延安。就在他苦苦寻找机会之际，收到了李清贵的来信。信中告知：党中央和山东省委已派人抵达黑铁山，正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这迟来的喜讯，意味着他不必再冒险穿越封锁线去延安了。

　　从1930年到1937年，王景陈两度受命，行程逾两万里，草鞋踏破，初心不改。

　　张天民的南下北上

　　王景陈在西北苦寻无果时，千里之外的南方，另一条同样艰辛的寻党路也在展开。1933年3月，福建龙岩的崎岖山路上，两个满身尘土的山东汉子鹿省三和张天民，已在闽西山区辗转半月。他们怀揣找到红军、接上山东党组织关系的希望而来，却一次次扑空。当最后一位老赤卫队员摇头叹息“红军早就转移了”，两人如遭重击，眼前怒放的木棉如火如荼，却丝毫驱散不了他们眼中的迷茫，与山东党组织的联系彻底断了线。

　　无奈的鹿省三、张天民回到济南。通过淄川籍同学王子高（王崇基）的引荐，张天民决定深入淄川矿区。在王子高安排下，张天民来到淄川矿区大窎桥村，结识了王承一、张凤翔，随后到附近条件极其恶劣的华坞岭煤矿，成为一名拉煤工。在这里，张天民隐姓埋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黑暗的矿井和简陋的工棚中苦苦寻觅党的踪迹。

　　张天民的坚守迎来了转机。鹿省三回到莱芜老家后，幸运地接上了当地党组织的关系，随后也来到淄川矿区。1933年，正是鹿省三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张天民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张天民随即在矿工中积极发展党员。1933年10月1日，在鹿省三主持下，中共淄博特支在西河煤矿正式成立，张天民任书记。特支成立后，迅速在矿区及周边农村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张天民亲赴博山八陡煤矿开展工作，至次年春天，党员已发展到十几人。

　　然而，革命之路从来不是坦途。1933年12月，中共山东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刚成立不久的淄博特支顿失上级指导，工作陷入停滞。面对严峻形势，特支书记张天民1934年2月决定离开淄博，远赴东北寻找抗日义勇军，淄博特支的活动被迫中断。张天民的寻党路再次陷入波折，他在大连苦干一年，未能找到义勇军。1935年，张天民转赴上海，历经周折，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组织。1936年二三月间，张天民奉命回到山东。同年6月末，他接到山东省委指示，再次回到熟悉的淄博矿区，肩负起恢复重建党组织的重任。

　　从1933年3月在闽西绝望到1936年6月重返淄博，张天民经历了失去组织、找到组织、再失去联系、最终重新接上组织的艰难历程。多年后，当被问及寻找组织的艰辛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沉思良久，只道出一句话：“怎一个难字了得！”寥寥数语，道尽了千难万险。

　　蕴含深处的磅礴力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对淄博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山东省委（后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持续向淄博派遣干部。1937年底至1938年，鲁东工委、淄博矿区工委、清河特委相继建立。1938年10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淄博特委正式成立，标志着以“淄博”命名的区域性党组织的建立，极大地统一和加强了党对该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以此为枢纽，现淄博辖区内的各区县委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迅速恢复建立、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仅淄川、博山、临淄、桓台4县的统计，党员人数已达14229名。

　　14229绝非冰冷的数字，它是14229粒在黑暗中点燃、在血火中淬炼的革命火种，每一粒都蕴含着砸碎旧世界的磅礴力量。这力量，正是由无数个王景陈式党员披星戴月的艰难跋涉、无数双张天民那样在困境中紧握战友的坚定之手汇聚而成。

　　1938年10月中共淄博特委成立时，党员们在宣誓仪式上举起的拳头，比矿井里坚硬的钢钎还硬。哪怕是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临淄县委一度仅剩一人仍在坚持斗争。这粒顽强的火种，很快在残酷的斗争中，从一人发展到十人、百人、千人直至万人。旌旗所指，前赴后继；誓死杀敌，不屈不挠。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淄博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与全国人民一道，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如今，黑铁山脚下，在王景陈当年组织暴动的地方，在距离中共铁山特支成立旧址不远处，他的墓碑静静地矗立在苍松翠柏中。晚年离休回到家乡的王景陈，面对孩子们的不解，他淡然地说：“1927年国民党‘宁错杀三千，不漏掉一个’的时候，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没想过向党要什么。”这份纯粹与赤诚，正是支撑他两万里寻党的精神动力。

　　每年清明，中埠村的孩子们都会在烈士陵园仔细擦拭着墓碑，黑色花岗岩上镌刻着王景陈的名字。八十多年前他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山坡，如今松涛阵阵，仿佛历史的回响。一队红领巾在他墓前齐声诵读入党誓词，清澈而坚定的声音掠过苍翠的黑铁山，仿佛在与历史隔空应答。

　　那两万里寻党路上磨破的草鞋，那煤海深处不灭的孤灯，最终化作这方热土下生生不息的根系，滋养着民族复兴的参天大树。

　　投笔作刀枪 誓死不做亡国奴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在淄博抗战的历史长卷中，活跃着一批特殊的身影。他们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风云激荡之际，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觉醒，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的硝烟中沉思，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淬炼，更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国难当头时奋起。

　　从苦闷求索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淄博抗日洪流中的先锋。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壮丽篇章。

　　绘图：成国栋

　　书生司令马耀南：教鞭换枪杆的中学校长

　　1902年，马耀南出生于周村北旺庄一个耕读传家的农商家庭，幼时诵读私塾的经历涵养了他的家国情怀。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惨败的消息传来，少年马耀南在日记中挥笔写下：“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爆发后，马耀南手捧《新青年》奔走呼号，参与王尽美、邓恩铭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初露锋芒。1920年考入济南一中后，新思想的浪潮彻底改变了马耀南的人生轨迹。

　　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后，马耀南当选校学生联合会及天津学联负责人。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入国民党并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密切合作，成为大革命洪流中的弄潮儿。1927年白色恐怖降临，马耀南目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径，在1930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因怒斥贿选黑幕愤然退席，终以“亲共反蒋”罪名被通缉。逃亡途中，马耀南在日记中写下誓言：“宇宙一战场，人生恶斗耳，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1933年，马耀南出任长山中学校长，将校园打造成革命摇篮。他革新教学内容，广纳进步教师，购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教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红军北上抗日、西安事变等事件让马耀南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自责：“全国已入血战，自顾安逸，能不愧死！”随即，马耀南全力配合山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发动黑铁山起义。

　　为筹措起义经费，马耀南变卖田产、疏散家人，带领两个弟弟投身战场，兄弟三人全部牺牲在抗日疆场，被誉为“一马三司令”。

　　马耀南是清河（渤海）地区抗日的一面旗帜，“跟着马校长打鬼子”是口号，更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937年12月黑铁山起义后，马耀南为部队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正如他的入党介绍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委霍士廉所讲：“部队半数以上的战士，是奔着马耀南来的，我们的很多工作是通过马耀南去做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马耀南就没有三支队。”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在桓台牛王庄突围中牺牲，随身携带的《孙子兵法》浸透鲜血，扉页上“兵者，国之大事”的字迹，成为他一生的注脚。马耀南牺牲后，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题词是：“马耀南烈士是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的缔造者。”

　　博士司令孙鸣岗：从巴黎学馆到抗日战场

　　时光回转到20世纪初，高青县洼里孙村的农民孙成三，节衣缩食供聪慧的长子孙鸣岗读私塾。1914年，这位高苑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因贫辍学，校长刘玉辉解囊相助：“此子当成大器。”1916年，孙鸣岗考入山东省立师范，后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孙鸣岗怀揣向西方求真理的信念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孙鸣岗白天给机器上油，夜晚在车间灯光下读《资本论》。1921年经济萧条时，孙鸣岗参与蔡和森组织的“生存权、求学权”运动，在巴黎街头与军警对峙。经过三年勤工俭学，孙鸣岗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193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山东为数不多的留法博士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在巴黎召开会议，竟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剿匪权”。作为列席的法学专家，孙鸣岗目睹国民党代表默认退让，拍案怒斥：“你们在瓜分中国！”留法期间，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看清资本主义的虚伪和贪婪，对西方文明从崇拜到失望。1932年秋，孙鸣岗放弃优渥条件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救中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1938年1月，时任威海卫专员的孙鸣岗，配合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威海起义，将公署军械库枪支悉数交给八路军。同年11月，孙鸣岗赴胶东途中被同村好友、高青党组织创始人孙健萍挽留，两人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纲，喊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家乡”的口号，三天内集结300余名民众。

　　1939年2月，鲁北清西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成立，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孙鸣岗任司令员。他用国际法知识解析日军暴行，以巴黎街头斗争经验组织游击战，伏击日军运输队时，“博士司令”趴在雪地里瞄准的姿势，被战士笑称“比在巴黎考试还认真”。1940年，孙鸣岗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孙鸣岗由陈毅介绍入党，实现了多年求索终得归处的心愿。

　　在清西战场，孙鸣岗创造“麻雀战”战术，坟头埋地雷、草垛藏战士，连老农的粪叉都成为武器。1943年反“扫荡”中，孙鸣岗带着译自法国的《游击战术》手稿，指挥部队以少胜多。当地百姓说：“孙博士的手枪和钢笔一样厉害。”

　　兵工司令邹国资：试管里的抗日火种

　　1906年生于张店昌城村的邹国资，13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参加济南抵制日货运动，在游行队伍中高喊“还我青岛”。1929年，邹国资赴北平求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这位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冲在前列，被军警殴打致伤，血衣被同学珍藏，那是爱国的见证。

　　1937年夏，邹国资入党后，本想赴北平任教的计划被七七事变打破。8月，他绕道烟台返家，见日军在距村3公里的张店火车站烧杀，邹国资发出誓言：“用我的化学知识炸碎侵略者的美梦。”当年冬天，邹国资联络70余名师生组建游击队，自制土炸药，用硝石、硫磺、木炭同敌人战斗。

　　1938年4月，邹国资率队与黑铁山起义部队会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二中队队长。在南定铁路线，邹国资计算炸药量炸毁日军列车；5月，部队整编为淄川独立营，邹国资任副营长，配合铁道大队袭击张店、南定火车站，击毙日军3人，炸毁车厢3节。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每个根据地建兵工厂”的指示传到山东。1939年6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找到邹国资这位化学系高材生，给他的任务是筹建兵工厂。邹国资在沂蒙山区的山洞里建兵工厂，用瓷缸熬硝、石碾碾火药，缺雷管就用玻璃管代替。

　　日军“扫荡”时，邹国资抱着硝化甘油罐子钻进地道。1941年，邹国资研制的无烟火药让我军子弹射程提升30%；1943年，硝化甘油炸药炸毁日军炮楼。从1939年6月，邹国资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建设主任，到任职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总厂厂长，再到1948年任职华东军工部第一军工局局长，邹国资担任兵工领导长达10年之久，为改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加强武器和子弹的研制生产，特别是组织研制成功的无烟火药及硝化甘油高级炸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兵工司令”。

　　像马耀南、孙鸣岗、邹国资这样，在淄博抗战中勇作先锋的知识分子还有博山的张敬焘、蒋方宇，临淄的李人凤、李曦晨、石潇江，张店的孟金山、孙铁民，淄川的王承一，高青的孙健萍，周村的樊语乡，沂源的杨荆石等。他们是校长、医生、教师，在民族危亡时，将钢笔换成枪杆、药箱变成弹盒、教案写成战书。他们用读书人的赤诚和血性，写下了不屈的抗日史诗。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国是知识分子最厚重的底色，担当是读书人最耀眼的勋章。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1942年深秋，在莱芜吉山的激战中，中共泰山地委书记汪洋将被机枪打穿的双腿盘起，靠着石墙端正坐姿，用最后一颗子弹穿透自己的太阳穴。那声枪响与桃花岭上郇振民扣动扳机的声音、马鞍山上王凤麟自戕的枪声、小清河畔韩子恒决绝的射击声，在齐鲁大地交织成一曲曲壮烈的殉国悲歌。

　　他们为生命划下句点的壮举，不仅是对侵略者的最后蔑视，更是共产党人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革命气节的冲天气概，在淄博抗战史的丰碑上刻下了“宁死不屈”四个大字。

　　绘图：成国栋

　　汪洋的碧血丹心

　　汪洋，生于1913年，山东省东阿县人。1931年秋，他考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九一八事变的炮火点燃了他胸中的救国烈焰。同年12月，汪洋组织学生远赴南京请愿。毕业后，他返回东阿高小执教，在传道授业间播撒革命火种。1936年2月，汪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奉命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工作，足迹踏遍陕、豫、苏、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省委一声召唤，汪洋化身中共临沂军事小组成员，在博山、淄川、临沂、潍县、泰安等地秘密奔走，与志同道合的谢辉、张岗、崔介等人，点燃民众武装的烽火，成功组建“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与“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

　　1938年初，汪洋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被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临沂）专员张里元强行收编为保安旅独立营，由其亲信戴星三任营长。3月，独立营北上，汪洋等人密商驱戴大计。周密部署后，部队抵达博山夏庄。汪洋果断指挥部队包围营部，兵不血刃迫使戴星三交枪离营。随即，汪洋在军人大会上振臂宣告：脱离张里元部，参加八路军。

　　部队星夜兼程赶赴淄川马棚村，与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胜利会师，被编为四支队三团，张岗任团长，汪洋任政委，史册铭记的“夏庄起义驱戴离营”，书写了汪洋智勇双全的华章。

　　1942年10月17日，时任泰山地委书记的汪洋与专员赵笃生，率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及部分武装在淄川县刘白杨村集训县区干部，突遭从莱芜、口镇、新泰、张店、胶济路等地扑来的6000余日军合围。在莱芜吉山山谷，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八路军勇士们激战三个多小时，汪洋身边战友尽数倒下，数十名日军狰狞围拢。身负重伤的汪洋，将被打穿的双腿盘起，背倚石堰，挺直胸膛，用生命中最后的力量举枪对准太阳穴。此役，包括汪洋在内的263名指战员壮烈殉国，史称“吉山惨案”。

　　汪洋殉国的消息传至延安，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军致哀。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于吉山村西龙王台立碑纪念，后称“汪洋台”。

　　郇振民与桃花岭英魂

　　郇振民，生于1917年，博山西域城村人。这位青年教员在七七事变的烽烟中，白天于课桌间传授知识，夜晚在星光下教授少年习武强身。在共产党员张敬焘、蒋方宇等人指引下，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8月光荣入党。

　　1937年12月博山沦陷后，郇振民受命组织抗日武装。次年秋，他率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担任一团二营连长。1940年冬，被组织选送至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深造。

　　1942年11月10日，日伪军集结12000人的重兵，对沂蒙山区实施残酷的“铁壁合围”。敌军企图偷袭在博、莱边区活动的八路军泰山军分区指挥机关。此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已化整为零，以游击战术周旋于泰沂群山。四支队司令部率一营驻防南博山尹家峪，博莱县独立营则扼守池上鹿疃村北山的兀儿岗。

　　清晨，敌袭骤至。为掩护军分区机关，博莱县独立营由虎口寨急驰夏庄，随即陷入重围。指导员阎发苍率两个排掩护群众转移；副营长郇振民则亲率一个排，如利剑般插上北面的桃花岭，抢占制高点，吸引敌军主力。

　　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桃花岭上的勇士们毫无惧色。整整一天，他们击退敌人十几次疯狂冲锋。硝烟渐散，阵地上仅剩郇振民与三名战士。最后时刻，面对扑上山顶的敌人，三名战士毅然摔碎枪支，纵身跳下悬崖。郇振民平静地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太阳穴，年仅25岁。

　　这场战斗，郇振民率领的博莱县独立营一个排36名战士，为完成掩护任务，全部壮烈牺牲在桃花岭阵地上，他们用生命铸就了“桃花岭英雄排”的不朽称号。

　　王凤麟的绝壁绝唱

　　王凤麟，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麟的两个哥哥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他紧随其后投身地方抗日工作并加入共青团。1935年底，作为战斗骨干，王凤麟被选派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工兵班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工兵技术与爆破战术。1937年底学成归国抵达延安，同年入党。

　　1938年11月，王凤麟随张经武等同志奔赴山东抗日前线。1939年初，王凤麟奉命创办八路军山东纵队首个爆破训练班。作为主任教员，他倾囊相授，带领学员自制黑色炸药，研制石雷、踏雷、蹚雷等杀敌利器。

　　1939年5月，王凤麟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三营营长，率部在泰山、莱芜一带英勇战斗。1940年4月部队整编后，王凤麟任一旅二团副团长，组建工兵排，潜心钻研爆破攻坚战术。他结合实战，创出火力间隙“偷炸”、连续爆破、竖包“悬炸”、扛杆架桥越壕炸、双导火索引爆等战法，总结出爆破与火力掩护、强攻相结合的“四组一队”（火力、爆破、突击、梯子及预备队）攻坚战术体系。

　　1941年3月，在博山南部甘泉庙公路伏击战中，王凤麟指挥三个排，仅用10分钟即毙伤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打出了赫赫威名。然而，在莱芜吉山遭遇战中，他失去了右腿。装上枣木假腿后，他以惊人毅力练习行走，并在养伤期间呕心沥血总结爆破技术战术经验，为部队提供宝贵指导。

　　1942年，主力部队外线作战，行动不便的王凤麟主动请缨坚守淄川马鞍山。他与山上30余名干部、战士及家属积极备战。11月9日，日军重兵猛攻马鞍山，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王凤麟拄拐指挥，率众英勇阻击，一次次击退强敌。10日，敌增兵至6000余人，飞机8架，攻势更凶。弹尽之际，王凤麟指挥战士们以石块抗击，大部分战士在跳崖中壮烈牺牲。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王凤麟从容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时年31岁。

　　韩子恒的最后一搏

　　1906年，韩子恒生于高青县唐口村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1月，韩子恒率领民间武装组织“联庄会”会员配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一部，在小清河畔成功伏击日军，振奋了军民抗战士气。不久，他被推举为长山县六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1938年2月率部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任第十九中队队长。10月，光荣入党。

　　自1940年春起，韩子恒率部转战小清河两岸高苑、青城、邹平、长山、桓台等地，在日伪残酷“扫荡”与“蚕食”中顽强周旋。他曾率部在长白山巧妙突破4000余名日伪军的合围，创下零伤亡奇迹，他指挥阻击日伪重兵，沉重打击敌寇气焰。

　　1943年1月15日，日军发动对清西地区的“铁壁合围”。时任八路军清西军分区参谋长的韩子恒率九连在高城西北大王村南开阔地被万余名敌军重重包围。

　　在韩子恒指挥下，九连将士浴血奋战。机枪手倒下一个，立刻有人顶上，一次次打退敌人潮水般的进攻，直至所有机枪手全部牺牲。子弹、手榴弹耗尽，战士们挺起刺刀与敌展开惨烈的白刃战。最终，面对汹涌而上的敌群，勇士们宁死不当俘虏，拉响最后的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韩子恒身先士卒，奋力冲杀，身负三处重伤。当敌人狞笑着围拢，他平静地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37岁。

　　四位英烈，四颗射向自己的子弹，这绝非生命的轻掷，而是民族气节在至暗时刻迸发出的光焰。他们在诉说着同一种精神，只要民族气节在，纵使粉身碎骨，英魂终将如日月星辰，照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他们的壮烈，

　　不是一个惨字能概括的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当刺刀剖开荆道临的胸膛，他腹中的机密文件浸透热血；当孙锡九的头颅高悬博山城门，他怒睁的双眼仍逼视着侵略者；当陈新广被钢筋钉在城墙，年轻的身躯化作不屈的浮雕……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日战场，一群淄博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气节的长城。他们或吞纸护密、或焚身守节、或断肢不屈。在酷刑与死亡面前挺直脊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威武不能屈的千钧重量。

　　绘图：成国栋

　　吞纸明志：荆道临的生死抉择

　　1919年，荆道临生于桓台荆三村。1935年，这位在荆家高小求学的青年，经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荣展秋引领，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寇铁蹄践踏齐鲁大地时，荆道临不惧风险，组织群众袭扰日军据点，播撒抗敌火种。

　　1937年底，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号角响起，荆道临投身革命洪流。因才干出众且具文化素养，他很快在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担任人事股长，转战胶济铁路南北，屡挫敌人。临近周村的邹平刘套一带是三支队的常驻之地，在八路军感召下，当地群众建立起抗日政权和自卫武装，配合主力痛击来犯之敌。日军数次进犯受挫，恼羞成怒，酝酿着疯狂报复。

　　1939年10月，200余名日军突袭刘套。八路军主力未在村中，日寇凭借火炮、机枪疯狂肆虐，房屋坍塌，围墙崩裂。村中自卫队虽寡不敌众，仍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为大部分群众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此时，荆道临为掩护战友转移机密文件，独自留守焚烧未及处理的文件。当敌人包围逼近，眼看最后几份文件即将落入敌手，千钧一发之际，他毫不犹豫地将文件塞入口中，奋力吞咽。

　　敌人见状疯狂扑上，将荆道临死死按倒在地，反绑双手，高高吊起。为夺回文件，丧心病狂的日寇竟用刺刀生生剖开他的胸腹。年仅20岁的荆道临，以吞纸护密、剖腹不屈的壮烈，守护了党的机密，用青春生命书写了对信仰的绝对忠诚。

　　威震敌胆：孙锡九的飞檐侠骨

　　1915年，孙锡九出生于淄川土屋村。他自幼习武，身手矫健，22岁便能飞檐走壁。1938年初，孙锡九在一座小桥上遭遇两名日军便衣特务盘查。孙锡九假意应付，行至桥中，他拳脚如风，左右开弓，瞬间将二敌击落桥下。他飞身跃下，抄起粪叉，将奄奄一息的特务彻底毙命。为避牵连，孙锡九告别故土，辗转博山、莱芜山区，后听说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在莱芜常庄活动，毅然投军。

　　1939年，孙锡九编入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参谋处。为打击淄博矿区日寇的气焰，部队决定奇袭黑山后茂岭村五亩地煤矿据点。一天夜里，孙锡九随特务班潜至据点墙下。接应信号发出，孙锡九翻上高墙，剪断电网，架好云梯，战友们迅疾攻入。他与同样身怀武功的孙兆年直扑值班室，一人破门而入，一人由后窗飞身袭入，匕首直刺敌人，干净利落。此战共歼敌17名，大振民心。

　　1940年2月，为打破敌伪封锁，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特务团决定拔除扼守博莱公路咽喉的青石关敌据点。敌碉堡易守难攻。时任特务团政委杜西书警卫员的孙锡九主动请缨。在火力掩护下，孙锡九凭借轻功两次攀越悬崖，以手榴弹和匣枪近敌袭扰。他抓住敌堡火力间隙，飞身跃上堡顶，用手扒、匕首撬，硬生生破开窟窿，投入手榴弹，炸得堡内鬼哭狼嚎。

　　狡猾的敌人见后续部队未至，假意挂白旗投降。孙锡九落地受降时，汉奸队长突施冷枪，击中其大胯与右腿。孙锡九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痛骂不止。凶残的日寇砍下他的头颅，在博山四个城门楼轮番悬挂示众，尸身弃于荒野。后八路军武工队冒死夺回孙锡九头颅，在群众帮助下寻回遗体安葬。

　　金融赤子：高增利的无声战场

　　1918年，高增利（又名高招）生于临淄白兔丘村。他1935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1937年秋，日寇逼近济南，高增利返回家乡，就读于临淄县立中学，同年10月加入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十团，投身矮槐树伏击战、攻打淄河店、铁路破袭战、攻打临淄城、胶济铁路破袭战等大小战斗，在烽火中淬炼成长。

　　1940年，高增利调往八路军冀鲁边区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他肩负起一项关乎根据地命脉的重任——出任北海银行主任。在硝烟弥漫的后方，高增利运用学识才智，为创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体系呕心沥血，保障了根据地经济的运转，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这是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战场。

　　1941年3月，高增利奉命秘密前往小清河北中共清河区党委驻地开会，途经广饶县毛王庄时不幸被捕。高增利被敌人按在地上，皮靴踩在他的背上。“说，清河区的银行在哪？”汉奸的声音像乌鸦叫。高增利啐了口带血的唾沫：“瞎了你的狗眼，我不知道！”敌人打断他的腿，他骂得更凶；折断他的腰，他还在骂；剁掉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撑着身子继续骂。最后被活埋时，他的骂声还从土里传出来，像闷雷一样震得敌人心慌。在惨绝人寰的折磨中，年仅23岁的高增利至死骂不绝口，以金融战士的忠诚无畏，守护了根据地的经济命脉。

　　烈火真金：丁亦民的焚身守节

　　1916年，丁亦民生于寿光高家庄。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震碎了校园的宁静，他毅然辞去小学教职，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任中队宣传员。1939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

　　1940年学成返乡，丁亦民任中共寿光县委组织部长，后升任县委书记。1942年2月，面对抬眼见炮楼、处处是碉堡的严酷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任命他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书记，肩负起在敌伪重围中坚持斗争的重任。

　　日伪军为彻底占领“四边县”，“扫荡”日益疯狂。1942年5月17日，县委在距敌据点仅数里的临淄南下庄秘密召开“红五月”宣传大会。次日拂晓，临淄、广饶、益都的日伪军突然合围南下庄，警卫班与敌交火。

　　此时天已大亮，突围无望。丁亦民被“堡垒户”紧急藏入夹壁墙。敌人进村后挨户搜查，砸门叫骂。为不连累房东一家，丁亦民不顾阻拦，毅然冲出夹壁墙，现身大街。敌人蜂拥扑来，丁亦民不幸被捕。

　　敌人将他吊在树上，皮带抽、棍棒打，逼他指认同志。丁亦民昂首挺胸，大声说：“我是八路军，我是共产党员，其他人不是！”敌人一无所获，他们将秫秸堆在丁亦民周围，点燃熊熊烈火。年仅26岁的丁亦民在烈焰中巍然挺立，骂敌不止，以焚身之痛捍卫了党的秘密和同志的安危。

　　孤峰碧血：陈新广的钉墙悲歌

　　1924年，陈新广生于淄川陈家井村。1942年3月，年仅18岁的他参加八路军。在淄川鹿角山守卫战中，他与战友们曾多次挫败日寇进攻。

　　1943年7月20日清晨，2000余日伪军再次突袭鹿角山。当守山战士听到山下交火声时，敌人已如潮水般涌来，10余名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在制高点架起10余挺机枪，弹雨疯狂泼向主峰鹿角山。

　　战斗中，陈新广的子弹打光了。他搬起石块，一次次砸向攀爬的敌人。当最后一块石头掷出，他被密集的子弹击中，手脚重伤，倒在血泊中。敌人用担架将奄奄一息的他抬至博山日军监狱。

　　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敌人用尽酷刑，企图撬开陈新广的嘴。陈新广咬紧牙关，宁死不屈。黔驴技穷的日寇竟将气息奄奄的他拖至博山城南门，用钢筋残忍地将他的四肢钉在城墙。在连续多日的曝晒、羞辱与折磨中，年仅19岁的陈新广壮烈牺牲。陈新广牺牲后，乡亲们说，那天南门外的乌鸦叫了一整天，像是在为这个年轻的烈士哭丧。

　　鹿角山依旧巍峨，小清河静静流淌。被刺刀剖开的胸膛、被烈火吞噬的身躯、被钉在城墙的青春并未消失，他们已化作齐鲁大地上最坚硬的磐石。

　　国破家何在？舍家为保国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当李仲岩亲手点燃炸药，自家苦心经营的磨坊在轰鸣中化为瓦砾；当寇衍庆眼见祖传诊所被日寇焚毁，携全部药械投身八路军；当刘康侯在就职典礼上挥笔改名立誓，将“康侯”改为“中和”昭示和平理想……山河破碎的至暗时刻，淄博大地上涌现出一批毁家纾难的志士。他们或炸基业、焚故园，或送骨肉、别亲人，以“国破何以家为”的决绝，将家族命运熔铸于民族救亡的洪炉。

　　绘图：成国栋

　　炸毁家园：李仲岩的毅然抉择

　　1898年，李仲岩出生于博山八陡北河口村。青州求学时，进步思潮已在这位聪慧青年心中埋下火种。济南高中毕业后，他返乡帮助父亲经营小铺，1935年购置磨面机，建起磨坊。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击碎了李仲岩平静的生活。目睹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忧心如焚。当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李仲岩深受震撼。恰逢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战士李兆亭深入八陡矿区宣传抗日，李仲岩从中看到了希望。

　　国难当头，匹夫何惜小家？1938年10月，李仲岩作出惊世之举，他亲手点燃炸药，炸毁家里赖以为生的磨坊及全部设备，将库存面粉分给贫苦百姓。李仲岩仅携一支匣枪，率全家老小奔赴莱芜西平州村，加入徐化鲁、蒋方宇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任参谋长。

　　投身抗日后，李仲岩全力为部队扩充力量。他凭借地熟、人脉广的优势，走遍各村，收了近30支枪;又趁日伪军“扫荡”空隙，带领战友深入战区，依靠地下党员与群众支持，搜集枪支弹药，还动员修枪匠李树生为部队修理枪械。

　　一年多的奔波里，第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从最初14人的小武装，壮大为1484人、拥有3个营7个连的劲旅。他们先后发起奇袭五亩地据点、青石关战斗等，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39年，部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三团，李仲岩任参谋长，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司令员徐化鲁曾感慨：“李仲岩是先遣第一梯队发展壮大、屡获胜利的关键。”

　　除了抗战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李仲岩还有一次请求炸毁自己家园的行动。1946年，为防止自家的空房屋及院落为敌所用，他请求我当地驻军，派部队将敌人修建的地堡及所有房屋全部炸掉。

　　全家抗战：刘康侯的革命家庭

　　1900年，刘康侯生于博山樵岭前村。1926年11月，他成为博山第一个党小组的五名成员之一。虽因1928年党组织遭破坏与上级失联，次年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但其信仰从未动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在村中主政的刘康侯挺身而出，奔走串联，成立村抗敌行政委员会并组建自卫团，任团长。他收集村中鸟枪、猎枪、土炮及国民党军队溃退遗弃的武器，请铁匠打造龟头刀、干砸枪等武器武装队伍。他以自卫团为阵地，对青壮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操练习武。

　　1938年4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到村收集枪支，刘康侯率先交出保管的步枪，并提供全村武器存放信息，将所有正规枪支献给八路军。同年，刘康侯主动联系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中共博山县委）主任张敬焘，请求加强抗日领导，县委旋即派员常驻其家议事。经刘康侯串联乡贤，1939年初成立乡行政抗敌委员会；2月23日，于桃花泉村迎仙观集会，选举成立博山县二区行政抗敌委员会，刘康侯当选负责人。同年9月，二区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刘康侯当选区长。

　　就职典礼上，刘康侯郑重更名：“自今日起，刘康侯改名刘中和，誓为中华民族谋求和平。”在刘康侯感召下，除老母托付亲戚外，他的妻子与三个子女悉数投身抗战。长女刘云程成为当地首位抗战女同志和女党员，任二区妇救会长。1942年10月17日，刘云程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康侯亲为爱女立碑：“她虽是我女，更是革命好干部、令人钦佩的党员！”妻子携幼子刘同懋、刘同惠因敌追捕，辗转抗日根据地流亡八年。1941年正月，刚满13岁的刘同懋被父亲送入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参军。刘康侯“抗战家庭”“革命家庭”的美名传遍山乡。

　　举家革命：梁佐华的抗战决心

　　梁佐华是张店北焦宋村人。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就把二儿子梁树茂送到了廖容标率领的黑铁山抗日武装部队。三儿子梁树梓被敌逮捕，侥幸生还。梁树梓刚满19岁时，梁佐华就送他参加了八路军胶济大队，四儿子梁树槐参加抗日民主政府桓台县大队时，年仅17岁。小儿子梁树芬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老伴去世早，身无牵挂的梁佐华全身心投入抗日工作。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支持子女参加八路军外，他还积极为中共地下组织搜取情报、传递信件，掩护抗日同志，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

　　敌人对梁佐华恨之入骨。益都县（今青州）国民党特务科长扬言要逮捕梁佐华，疯狂叫嚣：“在湖田要杀120个人，梁佐华是北焦宋的第一个。”这个特务每次到北焦宋，都派亲信打听梁佐华的下落。一天深夜，派人向梁佐华家投了6颗手榴弹。

　　1942年9月10日，梁佐华被张店的日伪军抓去。审讯他时，敌人用老虎凳、东洋刀、肥皂水等各种刑具，对他动了大刑。梁佐华死去活来，但不管敌人怎样审问拷打，他始终说：“我只知种地，不知其他。”

　　敌人问不出口供只好将他释放。从此以后，梁佐华常常夜宿铁路涵洞，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抓捕。

　　梁佐华率全家参加八路军，英勇不屈、全力以赴，被当地群众誉为“抗战堡垒户”“革命门第”。

　　父子英烈：寇衍庆的医药报国

　　临淄敬仲寇家村的育春堂诊所里，寇衍庆的药碾子总在吱呀作响。1937年前，这位中西医都会的医生，给穷人看病从不收钱。那时，他最大的心愿是让三个儿子继承诊所，把育春堂的牌子传下去。

　　妻弟李人凤带来的抗日消息，让寇衍庆的药碾子开始碾火药。他把诊所变成八路军的接待站，伤员来了就治病，干部来了就放哨。有次日军突然搜查，他让伤员躲进药柜，自己坐在诊桌前给伪军看病，脉把得比谁都认真。

　　1938年的一天，三个儿子站在寇衍庆面前。寇衍庆看着长子寇芳田、次子寇芝田、三子寇良田突然笑了：“诊所我看着，你们去打鬼子。”

　　1939年除夕夜，育春堂在火光中倒塌，寇衍庆看着燃烧的牌匾，对妻子说：“烧了也好，咱去部队开个移动诊所。”51岁的他带着药品和器械，跟着八路军转战各地，手术灯常常亮到天明。

　　1943年成了寇家最黑暗的一年。5月，长子寇芳田牺牲；夏天，寇衍庆在张店监狱被杀害；11月，三子寇良田牺牲。当次子寇芝田在战斗中听到这些消息，只是把父亲送的手术刀攥得更紧，直到抗战胜利那天，才在亲人的坟前哭了一场。

　　类似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周村杏园子村的吕文章，带着长子吕则敬参加黑铁山起义时，特意改了姓，却在牺牲前对儿子说：“别忘了咱姓吕，更别忘了咱是中国人。”

　　张店洪沟村的邹光中，是1924年入党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送进了八路军军营。

　　1917年出生于淄川区西官村的金子贞牺牲后，他的母亲许月华把二儿子金清智交给区委书记：“老大没了，老二上。”当金清智也牺牲在保护文件的战斗中，这位白发母亲擦干眼泪，继续为八路军送信，直到抗战胜利。

　　这些淄博百姓，原本过着磨面、行医、种地的平凡日子，却在国难当头时作出了不平凡的选择。门楣无存，国门永固；小家破碎，大家新生。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只有一个信念：国破家何在？唯以血荐之！

　　他们从延安来 牺牲在淄博

　　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茂林

　　通讯员孙长年

　　淄博因其扼守胶济铁路、坐拥煤矿资源的战略地位，抗战时期成为日军重兵把守的区域。中共中央及山东省委对淄博地区投入了更加关注的目光，仅在抗战初期，就先后派出包括赫赫有名的廖容标、杨国夫等4批上百名红军干部从延安来到淄博，其中多人牺牲在这里。

　　绘图：成国栋

　　韩明柱：能打仗的硬骨头

　　1937年深秋，河南新县籍红军干部韩明柱抵达济南时，怀里揣着一封皱巴巴的介绍信。这位24岁的指挥员，脸上还带着长征途中留下的疤痕。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握着他的手说：“淄博那边，需要能打仗的硬骨头。”

　　韩明柱奔赴淄博，刚到黑铁山就赶上起义爆发。他带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南下淄河流域时，队伍只有30多支枪，不少战士握着镰刀、斧头。在佛村遭遇反动武装伏击的那个黎明，韩明柱让战士们钻进高粱地，自己带着两名警卫员，三杆枪交替射击，硬是把敌人引向相反方向。“跟着韩队长，心里踏实。”幸存的老战士后来回忆，他总能在绝境中找到生机。

　　辗转到寿光后，韩明柱担任山东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副支队长。他给这支农民武装带来了红军的练兵方法。每天天不亮就练刺杀，饭前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仗前必开“诸葛亮会”。有一次练兵时，一个青年农民怯生生地问：“韩队长，咱这土枪能打过鬼子的机枪？”他拿起一支老套筒，瞄准百米外的树干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他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敢打，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1938年10月的邹平蒙家村伏击战，成了韩明柱最后的战场。日军的机枪在坟地掩体后疯狂扫射，八支队的进攻屡屡受阻。韩明柱观察地形后，发现坟地西侧有片低洼地可迂回。“跟我上！”他甩掉上衣，提着匣子枪带头冲出去。战士们见状纷纷跟上，喊杀声震彻田野。就在接近敌机枪阵地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膛。倒下的瞬间，他仍指着敌人的机枪巢大喊着“炸掉它”。

　　当地老乡含泪将韩明柱埋葬，坟头种了一棵松树。多年后，蒙家村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总爱帮乡亲挑水的红军干部，牺牲时口袋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面饼。

　　薛云亭：河滩上的群众守护者

　　1939年春天，博山夏庄村的百姓发现，村里来了个操着陕西口音的红军干部。他总穿着件打补丁的灰军装，裤脚缠着绑腿，见人就笑，帮着乡亲们挑粪、犁地，样样在行。这位名叫薛云亭的特委军事部长，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晚上在油灯下教大家识字，讲延安的故事。

　　薛云亭对道会门组织的改造，至今仍被党史专家称为“统战典范”。博山池上一带的“堂天道”道首王子虹起初对八路军心存戒备，薛云亭就提着两斤茶叶登门，盘腿坐在炕上讲自己参加韩城暴动的经历：“王大哥，咱都是受苦人，鬼子来了，道士的符咒挡不住子弹，只有团结起来才是出路。”他连续去了七趟，终于打动王子虹，5000多名道众放下符咒，拿起了枪。

　　1939年6月19日的拂晓，博山夏庄村被日军包围时，薛云亭正在主持群众大会。听到哨兵报警，他第一时间让村干部组织群众向东山转移，自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在村口阻击。“薛部长，你先撤，我们顶着！”年轻战士安凯平急得直跺脚。薛云亭却拍着小安的肩膀说：“我是军事部长，哪有让战士断后的道理？”在河滩阻击的两个小时里，薛云亭的匣子枪几乎没停过。他熟悉每块石头、每棵树木，一会儿在堰根后射击，一会儿绕到敌人侧后方扔手榴弹。当敌人的子弹击中他时，他正把一份党员名单塞进石缝，那是他用生命守护的秘密。

　　薛云亭牺牲后，夏庄村的百姓冒着风险把他葬在玉皇山下。1944年立碑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了，有位老大娘颤巍巍地摸了摸石碑上的名字，哭着说：“薛部长是为咱百姓死的啊！”如今，薛云亭名字仍在当地民众间口口相传。

　　谭祖本：清河平原的拓路者

　　1939年冬，小清河上的薄冰还没冻实，谭祖本带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二营战士，踩着刺骨的河水向北岸蹚去。这位湖南醴陵籍的红军干部，长征时曾在大渡河畔激战过，此刻正带领部队执行开辟清河平原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面对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复杂的敌后环境，谭祖本与战士们同吃粗粮、共宿草棚，一边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斗争，一边建立抗日政权，为根据地的稳固打下坚实基础。

　　1940年，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启整军工作，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以三营为基础扩编为第八团，谭祖本升任团长；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他继续担任八团团长，肩上的责任更重，斗志愈发昂扬。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摩擦，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指令刘景良、薛儒华、周胜芳等部近万人，联合进攻高苑抗日根据地。敌众我寡，谭祖本临危不乱，率八团官兵坚守阵地。15日凌晨，周胜芳部千余人偷袭八团，谭祖本与政委李曼村沉着指挥，待敌人逼近围子墙，一声令下，战士们火力全开，将偷袭之敌击溃。17日，顽军想用诈骗计诱捕八路军，被谭祖本识破，八团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打得刘景良部溃不成军。

　　残敌董曰信部逃至青城王家庄后，周胜芳又率部增援。25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杨国夫率部围攻王家庄，谭祖本带领八团冲锋在前，歼敌200余人。26日，在追歼逃敌的关键时刻，为摸清敌情、精准指挥，谭祖本不顾危险跳出战壕。就在他观察战场、下达命令的瞬间，敌人的枪弹击中了他，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轰然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战士们把谭祖本葬在青城的黄河大堤旁，说这样他就能看到部队把日军赶出平原的那一天。

　　何万祥：万祥山上的不朽丰碑

　　1944年春天，沂源县大泉庄的虎山炮楼里，日伪军正得意洋洋。这座用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号称“攻不破的防线”。他们不知道，一个叫何万祥的红军连长，正带着战士趴在山下的乱石堆里，观察着炮楼的每一个射击孔。

　　何万祥的“渡河英雄”名号，在八路军115师无人不晓。1936年东渡黄河时，何万祥踩着浮冰第一个跃上对岸炸毁敌堡的壮举被写进部队教材。到山东后，他带的连队成了攻坚尖刀，不管多硬的骨头都能啃下来。在苏北赣榆战役中，何万祥光着膀子爬上城墙，手里的大刀砍得卷了刃；在日照甲子山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在雪地里潜伏三天三夜，冻僵了也没人动一下。

　　攻打沂源虎山炮楼的命令下达后，何万祥连续三天围着山侦查。他发现炮楼西侧有个陡坡，伪军防守薄弱。总攻那天凌晨，他带着爆破组攀着岩石往上爬，石缝里的荆棘划破了手脚，鲜血染红了攀登的路线。第一个炸药包炸毁了外围工事，第二个炸药包刚要点燃，他的喉部突然中弹。

　　“连长，你下去！”战士们哭喊着要抬何万祥后撤，他却推开大家，用手捂着伤口，指着炮楼嘶哑地说：“炸掉它！”当炸药包轰然巨响，炮楼坍塌的瞬间，这位29岁的英雄永远闭上了眼睛。

　　战后，沂源县将虎山改名万祥山，山上的松树越长越密，像极了何万祥带领的战士们，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

　　这些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初心使命。韩明柱的补丁军装、薛云亭的识字课本、谭祖本的作战地图、何万祥的生锈大刀，仿佛静静诉说着八十多年前，一群怀揣信仰的共产党人，在淄博这片土地上播撒希望，用生命浇灌出胜利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