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道峰 通讯员 孙长年

　　1941年的淄博，连续三年大旱让很多地方的田野裸露出赭红色的泥土。比旱灾更让人窒息的，是日伪军在胶济铁路沿线竖起的密密麻麻的炮楼。这些钢筋水泥的“毒刺”，将抗日根据地切割成碎片。这一年，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淄博境内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扬言要彻底浇灭这片土地上的抗日火种。

　　面对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淄博抗战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非凡的意志与智慧，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组织建设和民生保障，粉碎了敌人一次次“铁壁合围”，巩固和拓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山东抗战大局注入了不屈力量。

　　●重建组织：党旗在烽火中高高飘扬

　　1941年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轴线，在淄博地区构建起密集的据点网，频繁进行“清乡”“扫荡”，仅一个月内就发动了32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连年的大旱导致粮食歉收，群众生活陷入极度困顿之中。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许多党政机关被迫转移到边缘地带，党组织一度面临着瓦解的风险。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果断作出部署：“坚持敌后，重建组织，深入群众，持久抗战。”为适应斗争形势，坚持敌后抗日斗争，鲁中区党委、清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在各县着重加强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41年3月，中共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委改称中共长桓县委。10月，中共长桓县委划归清中地委领导。

　　1941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为加强对矿区的领导，鲁中区党委建立了中共淄博矿区委员会，下辖洪山特别支部、机关支部和特务大队支部，归泰山地委领导。

　　1941年7月，鲁中区党委为了坚持淄河沿岸的抗战，保持鲁中区与胶东、清河地区这一交通要道的畅通，指示益都县委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办”），受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双重领导。到1942年5月，淄川县委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保存了自身力量，使得县委下辖3个区委、34个支部，有党员965人、县级干部7人、分区干部18人。

　　博山地区的形势尤为严峻。1941年，日伪军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给博山县造成了严重损失。1942年4月，中共博山工委建立，李东鲁担任书记。由于环境持续恶化，中共博山县委撤销，原辖区范围内党的工作由中共莱东县委领导，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与莱东行署合署办公。8月，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博莱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陈克任书记，泰山专署副专员徐化鲁兼任县长，管辖范围包括夏庄、崮山区和莱东县的石马、苗山、常庄、龙崮、白龙、矿山、著山、铁车及蒙阴县的鲁村、张黄区。

　　临淄地区党组织也经历了动荡和重建。1941年春，日伪军对临淄进行“扫荡”，斗争形势急剧恶化。为坚持对敌斗争，保存力量，临淄县党政机关转移到广饶、博兴县境内。1942年1月，中共临南工作委员会成立，刘晨光任书记。2月，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和行政办事处重建，丁一民任书记。5月9日，丁一民在临淄牺牲。次月，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进行调整，李荆和任书记，王乐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兴国任行政办事处主任，李玉轩任行政办事处副主任。7月，中共临淄县委书记贾萍调往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杨三友接任书记，李铁锋担任临淄县长，党的领导体系逐步恢复。

　　正是在这样百折不挠的努力下，淄博各级党组织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成钢，成为领导人民坚持抗战的坚强力量。

　　●寸土必争：武装斗争在“拉网”中突围

　　淄博地处清河、鲁中两大抗日根据地接合部，胶济铁路穿境而过，成了日伪军“扫荡”的重点区域。每次敌军进犯两大根据地，必先在淄博展开攻势。面对困境，淄博各地党组织带领军民，配合八路军第三、四支队，投身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用热血与智慧筑起防线。

　　1941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摧毁鲁中沂蒙根据地，对周边展开“铁壁合围”。9月18日，1000余名日伪军分五路从王村、章丘等方向扑来，包围淄川县委驻地峪口村。淄川县大队副政委许光汉带领30多名战士在村口土崖阻击，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终全部牺牲，为机关转移争取了3个小时的时间。

　　敌人占领五股泉村后，对周边村庄进行了7个昼夜的烧杀掳掠，11个村庄被洗劫，100多名村民遇害或被掳走，淄西根据地缩成“一沟之宽，十里之长”的狭长地带。幸存军民埋下复仇的种子，有人藏起许光汉的驳壳枪，有人在墙上刻下遇难亲人的名字。

　　1942年秋，1.2万名日伪军对沂蒙山区实施“铁壁合围”。9月17日拂晓，莱北山区的泰山区党政军机关被围，泰山军分区政委汪洋让警卫员带领机关人员突围，自己率300余名干部战士冲锋，全部牺牲。11月，敌军沿胶济铁路布“梳篦阵”，11月10日，博莱独立营营长郇振民率一个排战士在桃花岭掩护四支队机关，全排战士与阵地共存亡。

　　清西地区斗争也非常惨烈。1941年11月，高苑等地日伪军合围清西机关，清西独立营营长胡兰芝率部阻击，地委书记张文韬负伤，公安局长夏联等牺牲，20多人或伤或俘，保住了地委机关。1943年1月，数千名日军合围清西独立团，清河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在大王家村死守，除25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

　　高苑县丁家村陈宝凤带领6名妇女组成爆破队，2个月内在公路、伪公所埋地雷90多个，60多个成功引爆，成了敌军惧怕的“土地雷传奇”。

　　面对“蚕食”，淄博军民妙招迭出。1941年8月，淄川县大队用“敌进我进”战术，拔掉12个封锁据点，守住淄西根据地。高苑县121个村遭十多次“扫荡”后，根据地缩成狭长地带。县委先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再派党员回村建“两面政权”，在敌占区坚守。

　　淄博矿区的矿工们在井下抗争。1941年1月，矿区职工会特务队里应外合，端掉4个炮楼。5月，配合胶济大队炸掉佛村据点3个碉堡。下旬，胶济大队在小旦村遭250多名敌军包围，大队长刘子祥等20余人牺牲，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淄川、博山山区，1941年3月，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副团长王风麟在甘泉公路布百米梅花雷区，歼敌数十人，缴获大批武器。4月，博山独立营三连在矿工苏言铭接应下，夜袭神头发电厂，炸毁机组和烟囱；夏天又端掉西河煤矿据点。临淄、长桓地区捷报频传。1941年5月，第三旅在郑家辛庄击退700多名敌军；8月，第七团一营攻克岳家庄据点；年底，长桓军政工作团突袭南石桥，铲除叛徒张裕安、曹功九一伙。

　　从峪口村到桃花岭，从陈宝凤的地雷到矿工的抗争，淄博军民在敌人“拉网”中一次次突围。正是这寸土必争的顽强，让抗日火种在焦土上燎原，最终迎来胜利。

　　●共渡难关：一面精兵简政一面减租减息

　　1942年的淄博根据地，粮袋见底的农户在谷场上数着仅存的谷粒，机关食堂的伙夫正把野菜掺进稀粥。日伪军的“三光政策”加上连年大旱，让这片土地陷入前所未有的饥荒。党组织没有被困境压垮，他们拿起“政策武器”，用精兵简政减轻群众负担，用减租减息唤醒民心，更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矿区编织起地下斗争网络，让抗日根据地在绝境中扎下深根。

　　淄川县委的土坯房里，县长正用算盘核对着脱产人员名单。1942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淄博各县闻令而动，机关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3%，三个科室合并成一个“战斗科”，干部们背着枪，既能办公又能作战。第二次精简在9月份展开，鲁中区党委的文件上画着醒目的箭头：“减去冗员，留下骨干”。博莱县委书记陈克带头把坐骑送给伤员，自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巡逻；临淄县把县政府和区公所的牌子换为“流动办事处”，公章揣在县长李铁锋的怀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精简后的机关像灵活的游击队，日伪军“扫荡”时能迅速转移，敌人撤走后又立刻回到各村开展工作，群众负担减轻了近四成。

　　高苑县的打谷场上，佃农们围着算珠噼啪作响的账桌欢呼起来。1942年冬天，县委书记李荆和带着“减租队”进村，把地主的账本翻得哗哗响：“按老规矩‘四六分’，今年减租，多收的粮食都得退回来！”

　　佃农王老汉租种地主五亩地，往年收十石粮要交六石，减租后只需交两石半。他攥着退回的三石半谷子，把其中一半送进了抗日粮仓：“共产党让咱吃饱饭，咱就得支持八路军！”全县还掀起雇工增资运动，长工赵大柱的工钱从每年三斗粮涨到五斗，他连夜用新做的扁担挑着粮食送到区中队。

　　各村的“推进社”也热闹起来，农民们凑钱入股买耕牛、购种子，把冬闲时间利用起来。高苑四区的“推进社”成立一个月就接济了200多贫困户，党支部书记在社员大会上说：“敌人想困死咱，咱就用锄头和算盘跟他们斗！”

　　洪山煤矿的巷道深处，矿工陈守法悄悄把一小包炸药塞进煤堆，这是他当天“偷”出来的第五包。1943年秋，这个刚入党的挖煤工和另外四名工友在日军眼皮底下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早在1939年，淄博特委就派人潜入矿区，在洪山镇建起秘密党支部。他们把《论持久战》印在烟盒纸上，趁换班时塞给工友；用井下的废铁丝做成暗号，在矿灯闪烁间传递消息。1941年成立的淄博矿区党委，更是把斗争变成了“技术活”，老矿工教新手往机器里撒沙子，电工故意接错线路让绞车停摆，连日军搞的“出煤运动日”都变成了“停产日”。

　　1943年10月，中共淄博矿区工委成立后，许光明书记带着武工队在矿外接应，井下的矿工们则用“怠工战术”回应，巷道越挖越歪，煤层越采越少，日军的增产计划成了泡影。一年间，他们建起20多个秘密联络点，发展40多名党员，把10万矿工变成了藏在敌人心脏里的“隐形战士”。

　　当1943年的春风吹绿淄博大地时，精简后的机关高效运转，减租后的农田长出新苗，矿区的炸药正变成八路军的手榴弹。这些看似平常的政策和斗争，像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让抗日根据地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凝聚起更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