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格
20世纪70年代,毛主席发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伟大号召,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黑板上,墙壁上,树干上,有板报,有大字标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韩吉村的学校毫无遗漏地沉浸在这热烈的氛围中。
韩吉村分西韩吉、中韩吉、后韩吉三个村,西韩吉东临是中韩吉,一条南北小路为界,地势西高东低,路西是一米多高的土坡形成一条隔离带,坡上绿草青青,路边绿树掩映。中韩吉的后面偏东一带是后韩吉,有几个断断续续的浅水湾隔着,大湾的四周长着的垂柳大树,有的半掩在水中,弯弯低垂的枝叶浸荡在绿色的湾水里,连接两村的小路穿行在湾与湾之间的树下。
韩吉中心小学坐落在中韩吉的村南,东面四排红砖瓦房是教室,西侧靠后一排是办公室,办公室前有两张水泥制的乒乓球台,旁边立着的杆子上挂着一个大钟,前面是宽敞的操场。一条宽宽的通往学校的沙土路从学校的后面左右两个大湾中间的间隔带穿过,学校的前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到五年级才能来这里上学。
刚上学的时候,西韩吉村的教室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弃用房子,透风撒气,雨天漏水,风天刮风,窗棂四根断了两根,里面有四排碎砖砌成的墩子,高低不平,上面摆着和书本差不多宽的木板,写起字来前后哈达,有二十多个年龄相差较大的学生自带凳子来这里上课。一个叫张春英的年轻老师教我们认字,她高高的个子,齐耳短发,脸颊上有星星点点的褐色雀斑,那时看着非常好看。张老师亦师亦母,上课教我们认字,算数,下课给女生扎小辫,给男生擦鼻涕,有时在墙根下晒着太阳给孩子们捉头上的虱子。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学习了“毛主席万岁”开头的课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建起了西韩吉小学,学校建在村西和风景秀丽的西坡中间的开阔地带,一排瓦房宽敞明亮,院子里有一台压水井,同学们下课后围过来压水喝,直到听见“吱吱”的哨声才争先恐后地跑回教室。
管理委员会五人组成,张纪孔任主任,这人是雇农,全村数他最穷,旧社会靠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为生,解放后才娶妻成家。他双手粗糙,皮肤黝黑,有点驼背,两肩一高一低。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刚刚成立,紧接着召开规模盛大的忆苦思甜大会。这天,在村委会前搭好台子,红旗漫卷,口号震天,大喇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是毛主席……爹亲娘亲不如您,我们贫下中农最爱您”。歌声骤然停止,主任张纪孔手拿别人给他写的发言稿登上台子,旁边有人发现讲稿拿倒了,急忙上去正过来,本来他就大字不识一个,上了台子更是紧张,拿稿子的手抖动着,好在经过了准备,背熟了两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毛主席他老人家最亲,嗯,是不是,啊”翻来覆去颠倒了几遍脸憋得通红,手抓着大腿上裤子拧来拧去,终于说开了:“旧、旧社会俺给地主打短工,吃的是两米一面,虾皮子和蒜,平时,地主舍不得吃喝,净吃窝头咸菜,人家会过日子,攒钱置地,不光……”还要往下讲,被人拉了下去。台下的人捂着嘴笑。紧接着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妈妈,抬起胳膊用衣袖抹着眼泪唱着“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声音全是哭腔,在这哭诉声中,台上有人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台下随着一遍又一遍的跟着呼喊口号,哭诉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五六个年轻人把几大筐忆苦菜团子抬到台前,老人孩子一窝蜂围上去抢着拿菜团子,有的被挤翻在地,有小孩子“哇哇”大哭。在人仰马翻的情况下大会宣告结束。
忆苦思甜大会得到了圆满成功,接下来是管委会巡回听课。这节课管委会轮到听我们班的课。刚坐好,张付中老师点我名字到台上背诵公社发的附加教材中的《贫下中农上讲台》,我上去背诵着:“大喇叭响起来,贫下中农上讲台……”,这篇就是有才人即兴作的一首诗,不多时就进行完了。主要讲《纪念白求恩》,张老师带领我们读课文,当读到: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纪孔主任站起来说:“打住、打住,别念了,这会把孩子教糊涂的,不远还万里,多远才叫远呢?”张老师说:“这是毛主席写的。”他才猛地警醒过来“中中、中,不远、不远”嘴里嘟哝着退回座位上。
管委会大权在握,执掌着全村人上学、升学的大权。贫雇农的孩子不管啥样都能上学,中农的孩子看表现按比例管委会推荐,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上。我家是中农,父亲的问题没定性,算不上坏分子,也划不到好的里面,从青岛回来,大姐应该上初中,没批准,二姐上四年级也不够格,哥和我稀里糊涂的跟着上了。到五年级,有幸上中心小学,心里可高兴了,这里学习气氛浓厚了很多。新来了一位年轻小伙子任五年级三班的班主任,他叫马献玺,是中韩吉村人,二十出头的年纪,中等个子,皮肤微黑,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穿着非常整洁,说起话来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的在学生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是那样的诲人不倦!他讲课,课堂很安静,这一年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升初中,我莫名奇妙的没升上。初中,去联合中学上,那里是韩吉的最高学府,是我心中的殿堂。我没到里面去过,印象中有两排瓦房,院子不小,在中韩吉和后韩吉的村东面,学校前面是安丘县的大粮库,西面是担山公社的供销分社。我心里很不服气,凭啥呀!劳动我积极肯干,语文课,我学得最好,数学不是最好吧也不很差。当时,我很自卑,心里有很大的挫败感,不想上学了,在家哭了好几回。妈妈说:“你哥能去联中上就不错了,在哪里都能学着文化,咱年龄不大,好在能上,就知足吧。”我抹着泪跑了出去,在去西坡的路上,迎面碰上了同学张恒,他牵着牛,扛着犁耙,低着头和我打了个照面,看我留着泪,问我啥事?张恒跟我差不多大,从一年级在小破屋就一块读书,他是公认的“天才”,数学题没错过,有老师不会的题都能做出来,别看人长得小,脑袋瓜一级棒!他家富农成分,刚上学时还没管委会,上到四年级就被刷下来了。他一脸无奈地低头走了,头低得更深了。
新学期开始了,我继续在五年级三班上课,害怕见到马老师,整天低着头,心情很郁闷。马老师跟往常一样,从来没提过此事,只是给我批改作业更细致了,每篇作文用红线划去多余的句子,在精彩的句子下面画着连续的圈圈并写上评语,割去的注明多余的原因,开头、结尾,特别强调呼应,有时要我写不同的开头、结尾。慢慢地,我的心情平静下来。记得我曾经写一篇《记一件好人好事》,写大队赤脚医生可兰帮助五保户老奶奶治腿病,四处讨药方,挖草药,为给老人做针灸,在自己的腿上扎针做实验,并对孤寡老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写得很感人。马老师还在课堂上念,每次写得好的段落都拿出来分析,对我鼓励很大。离开学校后,再没见到过马老师。人非草木,怎不知师恩如山?好几次想去看望他,特别是年龄大些了,更会时常想起马老师的恩情。有一次,回老家,要去看望老师,遇事没去,再次回家要去时,听弟弟说,不久前老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社会前进的洪流总是优胜劣汰,随着 形势不断地变化,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不知不觉中变淡了,更不知道管理委员会啥时候结束的,学校学习风气渐渐地浓厚起来,这里组织备考班,那里办起冲刺班,每个人都去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学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回味的事,还有那些啼笑皆非的笑话与令人心酸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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