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说，焦波创造了一个“平视”的标杆，中国最需要带着态度、平视地沟通。白岩松说得比较笼统，我想焦波干的这件事需要详细来分析一下。
沟通是一个双向的通道，有倾诉，还有倾听。焦波倾听父母近40年，才有了《俺爹俺娘》；焦波倾听沂源乡村将近400天，才有了《乡村里的中国》。焦波倾听六个汶川地震孤儿十年，才有了5月份即将上映的《那·又怎样》。《出山记》同样如此，焦波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2月4日，在淄博齐纳国际影城的放映场内，500多名观众送给这部电影数十次掌声，观众其实是在为久违的倾听鼓掌。你多长时间没有认真倾听他人的倾诉了？倾诉是一种能力。能够倾诉，能说会道，仅仅是一种能力而已。倾听则是一种教养，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特别是能倾听弱者的声音，这才是欠缺已久的教养。
《出山记》
2月2日上午，焦波在工作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2月4日，焦波在放映现场向观众 介绍影片拍摄情况。
焦波(左二)在拍摄间隙在居民家中吃工作餐。焦波供图
倾听弱者的声音
2月2日早上，在位于淄博职业学院的焦波工作室内，4个年轻人在电脑前忙碌着。焦波正给贵州遵义务川县的朋友打电话，“明天将有500个观众看你拍摄的影片。”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别人做的，这是焦波的习惯。
上次拍摄《乡村里的中国》，他也是在演讲中，将功劳归于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
在《出山记》的拍摄过程中，有个住在悬崖上的村民小组，为了拍摄他们，焦波28次爬上悬崖。焦波已经不是一个小伙子，他现在是快70岁的人了，在陡峭的山路上他摔了12个跟头。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每一次摔倒都让人胆战心惊。“那个山路上有个断崖，人要跨大步才能迈过去，上下左右都没有扶手。我跳过去了，我觉得我还可以，但我担心那些年轻人，他们每次扛着沉重的三脚架，扛着摄像机去拍摄，我都提心吊胆，只要过了那道崖，我就放心了。”
这部由焦波导演的电影《出山记》，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和纪实的表现手法，讲述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一个贫困乡村的老百姓走出大山，走进城市的故事。与上一部《乡村里的中国》一样，这部影片里仍然见不到任何专业演员，台词就是平常老百姓之间的沟通。
这部影片由视觉造成的心理冲击依然震撼：一个少年坐在镜头前，背后是正在被推倒的房屋，少年的眼神让人揪心。
白岩松说，焦波本身其实是个农民，有理想、有文化、有感情的农民，所以他的作品才能与乡村、乡亲完全融入，而城里来的、专业的导演很难融入这些下里巴人，很难被对方从内心接纳。
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善意，那种不去打断别人倾诉的善意。这个世界上，不缺倾诉者，尤其是在播音和主持人专业大热的当今。
会说话，能说话，似乎成了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倾听者则被边缘化了。我想，这个时代缺乏的是善意，像焦波一样的带着善意的倾听者。
一部好作品是需要时间的
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有情怀的，这种情怀需要时间酝酿。你不能指望一个没有情怀的人去解释什么是理想，也不能奢望一个早上就能拍出《俺爹俺娘》。没有情怀的人，也没有同情心，对他人没有，对家人也没有。
焦波的镜头都带有一种人性的关怀，《俺爹俺娘》是一种怜惜依恋之情，《乡村里的中国》几乎就是心心相印了。也只有心心相印，才能让镜头带着态度，带着温度。也只有带着态度和温度的镜头，才能做到“平视”。
“我觉得‘平视的态度’肯定是优秀纪录片必须拥有的态度，但从骨子里做到真正的平视，这还要来源于焦波自己的人生历练。大家要知道，有很多人嘴上说平视，但你一看片子就知道根本不是平视。”白岩松说，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团队用这么长时间记录下这么多的细节。“我觉得不管干什么职业，没有这种态度，还谈什么工匠精神？所以这部影片是工匠精神态度的杰作。”
这部96分钟的影片，背后是300多个小时的影像素材。一般观众可能只看到影片展示的海量细节，当然，很多人会感慨这些镜头是怎么拍下来的。
其实作为一名媒体后辈，我则看到焦波他们背后的海量工作，以及做这些工作所花的时间。
从2016年冬季开始，到2017年底结束，焦波带领摄制团队，在大山里待了一年。所有镜头都是真实发生的，而焦波只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每次村里发生重大事件，焦波都会带着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我在现场就能立即判断出来。”焦波说，在拍好的300多个小时的可用录像里面，他们只剪出了90多分钟的片长，工作量很大。焦波的这种态度，被业界盛赞为真正的工匠精神。
《出山记》讲了个啥故事
我们来看看《出山记》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吧。
大漆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石朝乡是省里20个极贫乡镇之一，全村共有985户4119人，其中贫困户435户1803人，是贵州省2760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申修军作为大漆村党总支书记，在脱贫攻坚政策引导下，决定带领大漆村脱贫，迈向小康。而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修路占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还有不少村民思想转不过弯来，于是申修军一户一户做工作。面对部分村民的不理解甚至谩骂攻击，他病倒了却不顾医生反对，继续做工作。最终，使村民搬出大山，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申修军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中国7000万脱贫战场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付出的人。我说个没有放进影片，但是最真实的事情，就是他打着吊瓶在床上为村民写材料。”遇到打着吊瓶为村民写材料的镜头，一般的媒体会将其纳入镜头，但焦波却没有将这个镜头放进来，“我知道看到这种场景有人会说，你看，干部打着吊瓶工作肯定是你们摆拍的，但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
焦波说，片子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就要有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观众，只有观众喜欢，才能广为传播。
在挑选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的故事时，焦波称他发现这个人特别能干，能吃苦，而且还能忍受委屈。申修军在村委会一干就是22年。如今，在脱贫攻坚政策引导下，面对空前的发展机遇，申修军下定决心要让大漆村摆脱贫困，迈向小康。
脱贫选项：进城或修路
影片中的申周是30多岁的大龄青年，由于家庭和居住环境的贫困，让他娶媳妇的愿望遥不可及。尽管父母经常托人说媒，但一直没有女孩愿意嫁到此地。申周希望离开山村，到务川谋求发展。但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只跟庄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城市后该如何生活。
与申周有同样困境的申学科常年在浙江打工，他得知父亲得了绝症，立马回到老家。
申学科居住的泉里村民组是大漆村唯一没有通公路的村寨。申学科觉得只要公路一通，泉里组的发展就有希望。由于四处悬崖，施工难度太大，泉里组的村民一片抱怨。最后，在镇党委书记肖四和申修军的协调下，公路得以重新设计并顺利开工。
影片的最后部分有个镜头：申周一家离开大山，第一次来到县城的超市里。也许，此时他们已经不那么担忧未来的城市生活。
没有歌颂，连说教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认真倾听的镜头。
感谢焦波，他用镜头倾听弱者，让他们获得尊严；感谢焦波，他用镜头叮嘱强者，提醒人们重拾教养。
■ 相关链接
焦波，淄博市人，曾为淄博日报摄影记者，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1998年12月，举办“俺爹俺娘”摄影展。摄影作品《俺爹俺娘》获国际民俗摄影大赛“人类贡献奖大奖”。2013年，拍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获得第三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同时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
本版文/图 记者 李波 王兵 (单独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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