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
文/图 记者 王兵 王兴华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1980年，政策明确提出在农村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随后，在淄博市的北部，高青县黄河滩区及其他贫困社队，也自发搞起了多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探索。高青县原花沟公社40多个生产大队将一部分山岭薄地作为口粮田分到户，出现了许多“一年翻番、两年致富、三年建新房”的说服力强、影响力大的典型。
而在此之前，花沟公社耿家大队第三生产队将集体的地瓜地论垄平均分到了户，规定地瓜干收获后交足集体后，剩下的归承包户所有。此举在附近村庄引起轰动，这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在临淄敬仲公社，二张大队实行了“以井定片、以片定产、包产到组、联产到劳”的责任制，也在当地起到了表率作用。
当年花沟公社和敬仲公社二张大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行生产责任制？推行后的效果如何？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日前，记采访了原花沟公社管委副主任王云喜和原二张大队党支部班子，了解了两地这40年来的变迁。
改革前：
种一年地粮食只够吃半年
1980年，时年47岁的张俊禹在临淄敬仲公社二张大队当党支部书记已是第10个年头。当了这么多年村支书，张俊禹对二张大队的情况忧心忡忡，“二张是个小村子，只有200多亩地和不到300口人，那时候没有化肥农药，产量普遍都低，一亩地只能打300斤粮食。几个劳动力在队里辛辛苦苦干一年，只能分一二百块钱，分的粮食只能吃半年。生活条件不行，村里的人50多岁就很显老了，重体力活就干不了，不像现在，我80多岁了还能跑呢。”
改革开放之前，二张村的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刚解放时全村32户172口人，30年的时间人口增长不过六成。
3月28日，在张俊禹家，他的老搭档、原二张大队副书记张守法介绍，当年干活的时候，大队干部在大喇叭里一喊，全村人就下地干活了，年底分粮食，既按照工分，也按照人口，由此出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劳动力多的家庭反而不如孩子多的家庭分的粮食多。干部就那么几个，看不过来，干活的时候有人出工不出力也就难免了。
作为村支书，当时张俊禹家的情况也不比其他村民好多少。他有八个孩子，大部分都还没成年，二儿子张相京16岁就到外面的面粉厂干活了。
其时，离二张村100多里地的花沟公社，46岁的王云喜已经进入了当管委副主任（相当于副镇长）的最后一个年头。28岁从部队上转业回来，王云喜在花沟公社人武部干了十五年，1978年他调任公社管委副主任，分管生产工作。当时的花沟公社种地靠黄河水，老百姓住的是土房土屋，还有些盐碱地，经济情况在高青县属于比较靠后的，这让王云喜面临很大的压力，“一家五口干了一年，分的小麦磨成面才够蒸10个馍馍的。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说明那时候老百姓确实困难。”
政策允许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后，王云喜和张俊禹都有心试水，但也存在一定的顾虑，当然他们的顾虑是不一样的。
当时有的村民向张俊禹反映，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担心承包了土地一家人种不了。张俊禹家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他的估计，10口人会分到8亩地，年纪最大的孩子还没结婚，自己怎么种得过来？
王云喜考虑更多的是政治风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单干是要受到批判的，新政策能否最终落实，他心里没有底。“1980年我出去学习，回来风声就变了。”
改革中：
穷村一年出了五六个万元户
原二张大队会计常绪德介绍，当年他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的邓小平讲话，准确的文字已经记不清了，大体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很知道种地，一块棉花老百姓都会守着，用不着担心大包干会影响集体经济。
上面定了调子，加上当时农村的劳动效率低，没人领着还不好好干活，村委几个人一合计，决定也实行大包干。出于稳妥考虑，二张大队先实行的是包产到组，全村200多口人分成了四个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看哪个组产量低，哪个组产量高，把粮食折合成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红，仍然是先把粮食收上去然后再进行分配。“分组作业，集体收入。”张俊禹这样形容包产到组。
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在面粉厂只干了一年的张相京就回到了村里，很快他就觉得家里的日子好了许多。
事实证明，分地非常受群众欢迎，混日子的不见了。干活的时候也不用大队干部催了，领导好小组长就行了，小组长再安排村民干活。
原先二张大队一亩地打300斤粮食，分产到组后的当年亩产就达到了500斤。干得好产量高，分的粮食就多，有的组一分二的工分换一斤粮食，有的要八厘工分就能换一斤粮食。
分地后村民的积极性高涨，干起活来个个争先恐后。虽然村子很小，但属于卖粮先进单位。“产量提高了，我们村平均一个人能卖500斤粮食，在区里也能挂上号了。”张守法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别说在敬仲公社，在临淄全区也是没有先例的，周围的村子非常诧异，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
分产到组大概持续了两年的时间，随着全社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氛围越来越浓厚，1982年二张就实行了承包到户。平时大家在村里种地，农闲就出去干点活挣些钱花，1984年之后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靠跟大队借粮食和钱过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原先养个鸡都不让，后来养啥都行了，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搞多种经营都没问题。”当年的二张村一班人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感激之情。
1980年的花沟公社，步子迈得明显比二张村要大。王云喜清晰地记得，当时辖区108个自然村，都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花沟公社的北部地区，好地分起来很容易，但这里碱地比较多，都包给了劳动力多的农户，承包期从5年到15年不等。
王云喜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当时的孙坊大队地多人少，且大部分都是碱地，包出去第二年地力就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据王云喜介绍，附近有条河叫北支新河，当地挖了一条沟渠，将河水引过去漫过碱地。水退了之后，农民在地里种了棉花并获得大丰收，那一年原本很穷的孙坊村万元户就出了五六个。
“包产到户以后，一个承包大户一年能打几万斤粮食，相当于之前一个生产队打的。”不到两年，花沟镇一跃而起，成为高青县排名靠前的富裕镇。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原先的土房土屋很多变成了砖瓦房。
改革后：
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流转
如今的二张村有340多口人，但常住村里的不到300人。很多人到外地打工，留在村里的也很少种地，怎么播种、怎么施肥，年轻人都一窍不通。养鸭、上班、做生意，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年的老照片、锦旗奖状和荣誉证书都不知去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父辈们曾经的艰辛和努力。
现在国家政策鼓励土地流转，让土地的利润最大化，种地成为村里几户人家的选择，有的土地经营权交到了外人手里。
今年，二张村村委打算把土地全部从农民手中收回，按照每亩地多少钱给农民发补贴，另外让没法外出打工的农民给承包户干活，这样一块地挣两份收入。
“我们现在正操作这件事，考虑建蔬菜大棚还是种果树。”二张村村委成员陈华敏向记者介绍，镇上可能在村里试点，原因一个是二张村小，另一个原因是村民一向支持政府的工作。陈华敏表示，三四十年前二张村是镇上第一个分配土地的，2018年又会成为镇上第一个完成土地流转的村子。
进入21世纪后，花沟镇的面貌也日新月异。“从2001年开始，上级政策进行扶贫，贫困户也盖起了砖瓦房。”王云喜告诉记者，从2001年到2010年，六成的村子都修了路。从2010年到2016年，花沟镇实现了村村通。
在农业方面，原先浇地靠的是黄河水，现在用的是小农水，不用“整劳力”，老人妇女拿着卡买上电就能浇地。
从2013年开始，村里的面貌有了彻底的改观，脏乱差的情况不见了。每天有清洁工打扫卫生，镇上的垃圾清运车会定期去村里运输垃圾。
虽然退下来这么多年，王云喜仍然很关注镇上的发展，对各种数据张口就来。
现在，花沟镇开始由种棉花到大棚种植的转型。花沟镇宣传办副主任杨文龙笑称，花沟的种植就是“三西”——西红柿、西葫芦、西瓜。他告诉记者，村民现在外出打工的比较多，种大棚的集中在唐口、杨庄这一带，而大部分的农户种的还是小麦和玉米。
如今的王云喜和张俊禹等人回顾起40年前发生的这场变革，非常感慨政策的及时准确，其实他们思想上的解放和与时俱进的能力，更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跟上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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