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观察员 张静宁

　　2017年，79岁的台湾女作家琼瑶公开发表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阐述了自己对身后事的决定。她叮嘱，无论生了任何重病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等。这封信将“生前预嘱”的话题推向了公众。

　　五年后，广东省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规定，如果患者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地走完最后时光。

　　由此，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生前预嘱”是怎么回事？

　　生前预嘱是人们事先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生前预嘱”的原型是美国非盈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五个愿望”，有意者可以在这里表达“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2006年罗点点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2013年，罗点点等人一起，创办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倡导“尊严死”，建议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尽早考虑生前预嘱。

　　人的死亡要不要有尊严？

　　“尊严死”实际上是网络探讨了多年的话题之一，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帮助临终患者摆脱恐惧和不安，让患者无痛苦、有尊严地离世呼吁声音逐渐扩大。

　　其实，大多数人本身在弥留之际应该都希望保留人格和形象的尊严，但临终时本人未必能有清醒的意识、子女受到“孝道”观念的影响和法律社会规则的制约，不少患者被过度抢救，在ICU中通过各类抢救器械保留生命。如同在病床上煎熬了六年的巴金，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虽然死亡与临终关怀的话题是人生命中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我国，讨论死亡一直是比较忌讳的领域。深圳“生前预嘱”的入法从伦理层面上说，给了患者一个契机，一个减轻痛苦，保留体面的契机。它维护了患者临终时的生命尊严、赋予了患者面对死亡时的自主选择权，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以一种不避讳死亡的态度来面对生命最后的时间。

　　从制度层面上说，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法规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套行为规范，而我国涉及死亡领域的政策法规始终空白，“生前预嘱”入法既受到全社会死亡观念的影响，又以制度带动观念的转变，助推人们对生命权利的再思考，这无疑促进了我们国家临终关怀事业的快速发展。

　　“生前预嘱”如何实现？

　　“生前预嘱”的入法虽然受到了大量声音的支持，但是它如何落地实施也是网友关心的问题。比如“生前预嘱”的适用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这个特殊的时期该如何界定?该如何判断患者是否“意识清醒”?再如，“生前预嘱”是否会被滥用等。

　　生前预嘱的立法，标志着对“尊严死”制度性的探索，但其真正落地，在伦理、医学、法律等多方面，还面临重重考验。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也需要对生前预嘱可能延伸出的相关行业加强监管，确保“生前预嘱”真正成为对生命权的尊重。

　　未来如何保障“生前预嘱”的落地将成为一门新课题。如同一位网友所说，“生前预嘱只是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但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